七年上市路漫漫!江南农商行:从580万罚单到高管被查,合规短板待补齐

头顶“江苏省最大农商行”光环,总资产突破6000亿元,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在2025年的成绩单看似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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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眼镜财经》注意到,这份亮眼背后,是业绩增速的显著放缓、监管罚单的持续出现,以及核心高管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引发的治理波动。从虚增存贷款规模被罚,到基金销售业务存在系统性违规被责令改正,再到盈利能力持续承压,江南农商行正经历一场由内而外的深度挑战。

业绩放缓

高增长态势趋缓,盈利能力面临压力

作为江苏省内资产规模最大的农商行,江南农商行过去多年一直保持着稳健的增长态势。然而,2025年的财报数据显示,这家银行的增长动能正在减弱,盈利能力面临一定挑战。

从规模指标来看,江南农商行截至2025年9月末的总资产为6165.10亿元,较年初增长5.39%。这一增速虽然维持了正增长,但与往年相比已有所放缓。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盈利指标的表现:2025年前三季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99.52亿元,同比下滑2.39%;归母净利润为37.26亿元,同比下滑4.12%。这是该行近年来较为罕见的营收与净利润“双降”局面。

《眼镜财经》注意到,业绩下滑的背后,是多重压力的叠加。首先是税收政策的重大变化。202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增值税简易计税政策适用范围的执行口径》,明确法人机构在直辖市所辖区或地级市所辖区的农商行不适用3%简易计税方法,需实行6%增值税税率。由于江南农商行注册地武进区属于县改区,恰好落入这一政策调整范围。按新政策计算,该行预计每年将增加增值税约4亿元,2025年全年营收预计因此减少约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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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息差收窄的压力也在持续影响利润水平。截至2025年10月末,该行贷款收益率同比下降0.61个百分点,存款付息率同比下降0.35个百分点,收益端下降幅度超出付息端0.26个百分点,存贷利差持续收窄。贷款利息收入同比下降11.38%,而存款利息支出仅下降7.96%,前者降幅高出后者3.42个百分点,仅存贷款营收一项就同比减少约7亿元。

需要关注的是,该行在2025年三季度实现了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6.25亿元、同比增长41.91%的良好表现,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能力正在逐步萎缩。银行需要依靠非息收入来对冲主业下滑压力,这一现象值得重视。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江南农商行的业绩增速已连续多年呈下滑态势。2020年至2024年,该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5.35%、7.71%、6.56%、0.92%和1.5%,2023年和2024年已降至1%左右。归母净利润增速同样从2023年的12.73%回落至2024年的2.86%。2024年报曾提出“净利润增速达到12%”的经营目标,最终实际完成情况未达预期。

对比省内同业,江南农商行虽然规模优势明显,但盈利效率有待提升。2024年该行人均薪酬达50.78万元,超越多家上市农商行,然而业绩增速却大幅落后。这种“低增速、高薪酬”的反差,反映出该行在成本管控和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优化空间。

合规不足

基金销售存在系统性违规,虚增存贷款触碰监管红线

《眼镜财经》梳理发现,如果说业绩放缓反映的是经营压力,那么持续出现的监管罚单则暴露了江南农商行在合规风控方面存在的系统性短板。2025年,该行因基金销售业务违规被江苏证监局责令改正,旗下宜兴支行更因虚增存贷款规模被处罚,合规问题呈现出从总行到分支机构的蔓延趋势。

2025年6月,江苏证监局对江南农商行基金销售业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行存在四大类问题,涉及制度建设、业务规范、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信息报送等多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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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方面,该行未就基金销售产品风险等级评估标准、方法、流程等建立完善的评定制度,也未建立健全关于投资人信息安全及权益保障的风险监测机制。这意味着,该行在基金产品分级、客户信息保护等基础性制度建设上存在欠缺。

业务规范方面,问题较为突出。代销基金的宣传内容未经公司合规审核就对外发布;未充分了解所引入销售公募基金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未对代销产品开展科学有效的风险评估。这些行为不符合基金销售机构对产品“了解”义务的基本要求。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较多薄弱环节。部分从事基金销售相关业务的人员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属于“无证上岗”;合规风控人员未对新销售公募基金产品进行合规审查;未设立产品准入委员会或者专门小组;未将投资人长期投资收益等纳入分支机构和基金销售人员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这些问题的叠加,反映出该行在基金销售业务的合规管理上存在明显不足。

信息报送方面,该行未按规定报送基金销售业务部门负责人任职备案材料,未报送负责人离任审查报告,反洗钱报备落实不到位。据此,江苏证监局对江南农商行采取了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

如果说基金销售违规还属于中间业务范畴,那么2026年1月曝出的虚增存贷款规模问题,则触及了银行经营的核心合规底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无锡监管分局发布的罚单显示,江南农商行宜兴支行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为“虚增存贷款规模、票据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不到位”。该支行被罚款75万元,并被没收违法所得1.035497万元;支行副行长陈良被警告并处罚款6万元,客户经理周向阳、谈池书被警告。

虚增存贷款规模是监管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银行通过人为制造虚假存贷款数据,不仅会扭曲自身的经营状况,也会误导监管判断,掩盖真实的资产质量和流动性风险。而票据贸易背景真实性审核不到位,则意味着该行可能存在被用于违规融资的风险,为票据空转、套取资金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回顾该行的违规历史,相关问题需要重视。2024年12月初,该行在两天内收到4张罚单,累计被罚130.06万元。2022年2月,原银保监会常州监管分局对江南农商行开出了580万元罚单,并一日之内发出9张罚单,处罚事由涵盖同业业务专营改革不到位、理财资金违规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等10余项违规问题。彼时,时任董事长陆向阳被警告并罚款10万元。

从2022年的580万元大额罚单,到2024年的连续收到4张罚单,再到2025年的基金销售系统性违规和2026年的虚增存贷款,江南农商行的合规问题呈现出持续蔓延的态势。这种“屡查屡有”的局面,暴露了该行在合规风控体系建设上的深层不足。

治理挑战

原董事长被查,七年上市路遇阻

如果说业绩和合规问题还可以通过经营调整来修复,那么公司治理层面的问题则可能成为江南农商行未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2025年9月,江苏省纪委监委官网通报,江南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向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陆向阳在江南农商行任职长达13年(2010年至2023年),曾是该行的核心决策者。他的被查,不仅对银行的声誉造成一定冲击,更引发了外界对江南农商行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深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陆向阳被查的时间点,恰好是该行上市辅导进行七年多之际——2018年7月,中信建投对江南农商行开启IPO辅导备案,至今已七年有余,该行仍处于上市辅导备案阶段,上市进程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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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罚单与高管被查的交织,成为江南农商行IPO进程中的重要障碍。A股上市对银行的合规性、公司治理有严格要求,而该行近年来的表现恰恰在这两方面暴露短板。2022年陆向阳本人就曾因银行违规被警告并罚款,如今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会让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该行的治理质量产生疑虑。

2023年末,江南农商行完成第五届董事会“大换血”,原董事长陆向阳未出现在董事候选人名单中。2024年11月底,同样出身“常熟系”的庄广强获批担任董事长;2025年11月,吴铁军被聘任为新任行长,其任职资格正在监管审批流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庄广强和吴铁军均具备常熟银行履历背景——常熟银行以小微金融标杆著称,此番人事调整或意在引入普惠金融经验,推动业务转型。

然而,新管理层能否扭转局面,仍有待观察。行长一职目前仍处于空缺状态,吴铁军任职资格尚未正式获批,在此之前只能以代行长身份履职。这种人事安排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银行战略执行的变数。

更受关注的是,江南农商行在公司治理层面还存在利益分配有待优化的问题。2024年,该行归母净利润增速已降至2.86%,但人均薪酬却逆势微涨至50.78万元,超越多家上市农商行。这一反差让外界对该行治理机制的完善性产生质疑——当业绩增长乏力时,为何薪酬成本不降反升?这是否反映了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激励约束机制存在偏差?

年报显示,2024年江南农商行曾提出“争取推进上市进程”的目标,并在2025年度经营计划中预计利润同比增长3%。然而,从2025年前三季度的业绩表现来看,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较大压力。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进一步增加了上市的不确定性。

《眼镜财经》注意到,2025年11月,江南农商行相关负责人曾用“江南春色”来形容银行业面临的周期性挑战,表示“寒暖交织中悄然萌发”。然而,对于这家总资产超6000亿元的江苏最大农商行而言,眼下面临的远不止行业共性问题——业绩增速放缓与盈利承压、基金销售系统性违规与虚增存贷款问题、原董事长被查与上市之路受阻,共同构成了当前需要应对的复杂局面。

新管理层已经就位,董事长庄广强与代行长吴铁军均具备常熟银行的标杆经验,这为江南农商行的战略转型带来了新的可能。

然而,面对合规补漏、业绩提振、治理完善的三重挑战,仅靠人事调整恐怕远远不够。只有真正将风险合规内化为经营基因,将业绩增长建立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之上,这家江苏最大的农商行才能逐步走出当前困境,重获市场信任。否则,6000亿资产的“光环”,难以掩盖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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